洛杉矶国际机场特别拥挤，特别喧哗。走下飞机，我感到局促不安，举目无亲，语言不通。我乘电梯到了楼下的咖啡厅，前台小姐用英语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只点了一个头，她就领我到一张桌子跟前。很快，一个穿粉红色制服的服务员来到我身边，讲起英语来，我估计是问我要什么，我咧嘴一笑，说“鸡蛋、咸肉、牛奶、面包”。服务员微笑着写下这些东西。
几天后的周末，我决定到海滩去一趟。在海边的人行道上学旱冰，我学新的东西——尤其是体育方面的，特别快。几小时后，我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在人行道上滑来滑去了。其他的人随着迪斯科音乐做着各种花样动作。我决定休息一下，滑到一个点心酒吧，身子随着音乐节奏扭动，引起旁人会意的笑声。当我飞快地收住足尖时，差一点被惯性甩进一个女人的怀抱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性，戴着太阳镜，她与一般人不同，别人都是皮肤给太阳晒黑了，头发还保留金黄色，她是头发黑，皮肤白，衣着整齐。事实上，她是亚洲人，而且，她看上去有一点面熟。
“哎，对不起。”我对她说，“没关系。”这女孩说着也看了我一眼。这时，我意识到，我和她讲的是中文，她回答的也是中文！马上我就明白为什么她这么脸熟，我吃惊地放开了她的肩膀。
我无意中遇到了邓丽君，中国最著名、最受欢迎的歌星之一！由于她戴了墨镜，头发又向上挽着，我一时没认出来，但她的五官是不会认错的。
“邓丽君！你在洛杉矶干什么？”她把一个指头放到唇边制止我，向小店的顾客环视了一下，“请不要引起大家围观！”作为一个巨星，她似乎特别害臊。我一时冲动，牵过她的手，带她滑到一个面朝海边的长椅边，她边笑，边看我笨手笨脚地坐进椅子里，穿着旱冰鞋的脚摊在前面，然后，她非常优雅地在我旁边坐下来。
“在这里遇见中国人真好。”她握了一下我的手，说：“我在这里不认识什么人。”
“我也不认识谁。”我说，“我怎能相信我刚遇见了你！我是你的歌迷。”
这时，我发现她奇怪地看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地想到，我全身都是汗，肯定看上去很糟。“对不起，你是成龙吗？”她说。
我的嘴巴都合不拢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别人认出我时，我仍然是很吃惊的，特别是像邓丽君这样的偶像。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说。
她笑了，“当然，我是你的影迷！”她说。
这个场面有点怪，两个中国影视明星没有在中国见过面，而在美国偶遇，我也开始大笑起来。很快，我们就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“我们可以互相签名。”我建议，又引出一阵大笑。
尽管这个场面很不一般，但却几乎完美无缺，我们的老家都是山东的，我们在洛杉矶都没有熟人，都是到这里来学英语的。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近，我在西树林，她在圣塔莫尼卡。
我们开始在晚上一起学习，这样又有了后面的晚餐和跳舞。我们谈各自的理想和伴随着成功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情。我教她滑旱冰，我向她坦言，唱歌一直是我心中秘密的理想。于是，她就给我上声乐课。
但是，一周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应该去圣安多尼奥，开始拍我的第一部美国片。邓丽君也要走了，去台湾重操起录歌的生涯。“我想我们放假的时间都够长的了。”在我们最后一次学习时，她有点哲学意味地说，“现在应该回去工作了。”
“能够逐渐了解你真很好。”我说。
她调皮地一笑，“你我要见面真的得跨洋越海才行吗？”
我拿起她的手一握，“即使这样也很值得”，我说，“我还能见到你的面吗？”
她也握紧了我的手一下，说：“电影拍完了到台湾来，我等你。”
等什么呢？我想，我们到底是朋友呢，还是比朋友更多一层关系？
在我的初恋之后，我也和女孩子约会过，但都不是认真的。邓丽君的温柔和开朗，使我再次感到初恋的喜悦。
而我还从不敢亲吻她！
我把她送到我酒店客房的门口，心里打鼓不知怎么说。“呃……”
她转过头来，看着我说，“嗯……？”
突然，我感到特别尴尬，不能告诉她我的感情。我发现我正在告诉她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，“记住练习你的英语。”
她脱口大笑起来，我只好暗暗地骂自己是个呆子。然后，她很慢很小心地说：“鸡蛋、咸肉、牛奶、面包”。
然后，她靠过来，给了我温柔的一吻。
“台湾见。”她说，随后她就走了。
我一把抓起桌上的英文课本，把它向空中一扔。
随后的几周真是快乐的日子。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了浪漫的关系。我们晚上在一起活动，到餐馆吃饭，出入于别开场面的派对。她温柔，聪明，有幽默感，又美丽。她在时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简直是令人羡慕的。她从来就懂得，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和饰物。但她惟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。实话说，我配不上她，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。她是典雅的化身，我却是个没有教化的粗鲁的男孩，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我说话没有分寸，能走路时却要跑。她总是穿着可体的名牌服装，而我穿短裤和T恤就上街。她文质彬彬，礼节周全，我对权威不屑一顾，当着酒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，把脚放在桌子上。她愿意和我一个人在一起，而我在公共场合却时时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。我年轻，富有，被名声给惯坏了。我爱她，但我更爱自己，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。
一天，她打电话说想来看我。我的小兄弟们正在一边嘀嘀咕咕，仿佛在说她就知道打电话，而大哥我就会和她纠缠。她说要来，我为了显示男子气概，说你要来就来吧。她来了，穿一袭白丝绸长裙，手里还捏着一个小包。小兄弟们都看呆了，连想说的粗话都忘了。
她笑着走过来，把我放在沙发上的腿放下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“我想我们到那个新开张的法国餐厅吃晚饭好吗？”我皱着眉头说，“你总是到那些地方去吃饭，我菜单也看不懂，不懂点菜，也不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葡萄酒。”“我想干点特别的事不也很好吗？”她看上去有点受了伤害的样子，我的心软下来。“好吧，把小兄弟们叫到一块。”
她把小包往地上一扔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叫上我的小兄弟们。”“我们单独去。”“你什么意思，他们不去我也不去。”“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，难道你不想单独出去吗？”“我们可以吃完饭再单独在一些。吃饭为什么要单独在一起？吃饭要隐私吗？”她茫然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要么他们，要么我。你想和他们一起吃饭，我就走了。”她站起来，我把脚放到她刚腾出来的位置上。我很生气她在我的小兄弟面前给我难堪。“再见。”“再见。”她捡起地上的包走了。
小兄弟们停止玩牌，一声不吭地看着她走，我勉强作出冷静的样子，希望她能返回。
一个小兄弟说，“大哥，你干嘛不送她上电梯？”
我点头，慢慢地起身，向楼道走去。楼道是空的，电梯门是关紧的，我飞快跑下十层楼去追她，冲到大堂也没有一个白色的倩影。我一步推开旋转门，看见她正跨进停在外面等她的黑色卡迪拉克轿车。我叫了她的名字，她也许没有听见，也许不想回答，车门关了，她走了，剩下我气喘吁吁地在一边看着她走。
晚上，小兄弟们走后，我给她打电话，想求她原谅，但她不肯了。“你有什么好难过的，现在你有小兄弟了，不需要我了。我也不需要你。”
她把电话挂上了。
我震惊地听着电话的忙音。我被她甩了。我活该，自找的。她知道我爱她吗？
但她怎么知道呢？我什么时候跟她说过我对她的真实感情？
事实上，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对待她，或任何女人。我对爱情毫无经验。我又有这么大的压力要去证实，向我的影迷们，向香港的影视界，向全世界，我是一个大男子汉。
几年后，我们又成了朋友。她的气量也不容得她再对我生气。有一天，她突然给我一个电话，说她在香港选择一个好的健身中心，要我给她出主意。我想，她是想让我知道，她已经原谅了我。从此后，我们常常通电话，她到香港来，我们会吃一次饭，由她选择饭店，我也不再抱怨了。
我已结婚了，有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，但像我这样工作，我没有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。我有2／3的时间在国外度过，即使在香港，我也忙得很少有时间与妻儿在一起。他们理解我，但我知道，他们也希望我能有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我觉得欠他们许多。
我一直尽量避免生活中出现遗憾。
我已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而且牺牲是必须的。
但有时我还是免不了遐想。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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